茨威格写亨德尔

今天看了茨威格的“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关于亨德尔如何写出“弥赛亚”的那篇。

这篇名为“亨德尔的复活”的文章记述了在伦敦穷困潦倒的亨德尔,作为一名作曲家,事业频频受挫不被认可,而且受到政治因素的牵连,不断遭受排挤,他的生活和精神都陷入了绝望的境界。这时,他收到了请他谱曲的“弥赛亚”的唱词。在半夜时分看到唱词,亨德尔感受到了巨大的精神的共鸣,由此颓废的精神再一次得到振奋,灵感也喷薄而出,历经三个星期如同入魔般的伏案谱曲,一气呵成,终成神曲。首演大获成功,再也没有人敢鄙视他了。

就像茨威格写其他的传记以及历史事件一样,茨威格写得热血澎湃,细节丰富,极具感染力,读罢让人也跟随亨德尔那样,热血澎湃,激动不已。

写得好看。但是,缺点也是很显然的。

茨威格把真实人物,或者历史事件,也当成小说来写了,感染力有余,但是严谨不够。

我开始看茨威格的这本“人类群星闪耀时”,是由于看了斯蒂文·朗西曼写的那本“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然后知道茨威格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也写了一篇关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的文章。对比着看完以后,就发现,朗西曼写的是严谨的学术性文章,而茨威格的则偏小说。

作家写这种学术性文章总是难免会有这种尴尬。写得足够好看,非常具有感染力,更能吸引人去看;但是,往往夹带太多私货,按照自己的情绪发挥一些小细节。所以,看当然可以看,但是心中最好存一个计较,别拿小说当做历史去考证,如果真要考证严谨的历史,还是单独找一些严谨的学术性文档另行研究吧。

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龙应台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章怡和写“往事并不如烟”。(咦,怎么全是女作家?)

恶魔的私语

这几天在看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

里面有这样一个情节。书中有一个人物叫老詹,其实是一个意大利人,在延津,也就是小说的发生地,进行传教活动。

老詹一生很失败,但是却又信仰坚定,乐观奋进,颇有虽万千人吾往矣的英雄悲情气概。他很年轻就来到中国传教,大半辈子的时间只是在延津发展了8个信徒,并且这8个信徒也谈不上坚贞不渝,多数不过是怀着世俗的利益目的才跟着老詹信了教。就像男主角杨百顺,因为生活实在没有了着落,为了生计才跟了他,但是后来发现老詹并不能给他一个生计时,也就离开了他,完全谈不上什么信仰的问题。刚到延津,老詹踌躇满志,自己出钱出力,建了延津的一座教堂,但是后来教堂却被县里占用,先后当做学校,练兵场之类的,老詹多次索取未果,导致老詹一把年纪了只能委身于一座破庙。即使如此惨了,老詹依旧每天风雨无阻地四处跑,去传教。

老詹在意大利的家乡也没有什么亲人了,只剩一个妹妹,他们偶尔通过书信来往。老詹对妹妹报喜不报忧,只说自己在这边传教很成功,信徒无数,教堂高耸。他妹妹对自己的哥哥充满了憧憬,是一个英雄一般的存在。

在老詹73岁的时候,他去世了,他都没能死在自己亲手建造的教堂里,而是狼狈地死在那个破庙里。

老詹死后,只有他那8个信徒象征性地区给他料理后事。主人公,一生都狼狈不堪,永远找不到一个可以说得上话的杨百顺也去了。在众人离开后,杨百顺在老詹生前睡觉的破烂草堆中发现了一张图纸。

图纸是一座教堂的设计草图。是老詹亲手设计的,很大,很宏伟,比现在这个教堂好大很多,并且镶金镀银,很堂皇。然后,杨百顺无意中发现,在这张图纸的背面上也有东西。确是老詹书写的五个字,这五个字叫做,恶魔的私语。

杨百顺看到这五个字就怔住了,他并没有完全理解老詹写这五个字的意思,他只是想到了自己狼狈的一生,然后隐隐觉得有一些恨在心里。是的,恨。

我看到这儿也像杨百顺一样,我也怔住了。我同样也没有完全想明白这五个字的意思,但是,它还是让我有一种很难说明白的感觉,我觉得眼前的这五个字充满了力量,这是文字的力量,那种微妙的难以说出口的文字的力量。

 

午夜之子

我查了一下,萨曼·鲁西迪并没有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但是获过布克奖,英国文学的最高奖项。鲁西迪和石黑一雄以及奈保尔三人被称为英国移民文学的三雄。后两者文字都比较写实,而鲁西迪和他们完全不同,鲁西迪是魔幻现实主义。

一说魔幻现实主义,联系起来的一般 都是以马尔克斯为代表的那帮拉美派作家,拉美也是视为魔幻现实主义的理所当然的发源以及发扬光大之地。印度,细想一下,印度是适合魔幻现实主义的,各种的乱力怪神,复杂的宗教背景,各种古老的传说,但是自古以来印度文学并没有理所当然地走向魔幻现实主义的道路,或者,准确地说,现代文学意义上的魔幻现实主义。印度不缺少的,和中国一样,是源远流长的鬼怪志异,古老传说。

鲁西迪是印度真正现代文学意义上的魔幻现实主义,和拉美文学很像。然而,鲁西迪又是纯印度的,这才是鲁西迪最伟大的地方。鲁西迪的魔幻源头完全来自于印度的传统神话,人物超现实的色彩来自于印度神话中那些形形色色的神。然后这种描写植根于印度大陆,都和印度历史,印巴冲突,宗教斗争,政治分裂等一系列印度事件紧紧关联,它是纯印度的。同时,鲁西迪的想象力之丰富令人赞叹,如同“午夜之子”,实在是读起来令人非常过瘾的一件事,乱力怪神丛出不穷,离奇巧合环环相扣,鲁西迪又不会想有些拉美作家那样晦涩难懂,他是通俗的,世故的,又是庄严大气的。

鲁西迪本人过于激进,在政治上,在宗教上。这让他有很大可能斩获诺贝尔文学奖,但是同时,他又太过激进了,这又反过来制约他走向诺贝尔文学奖吧。

在“午夜之子”的结尾,鲁西迪说,“他们既不能安宁地活着也不能平静地死去,这一切正是午夜之子的特权以及对他们的诅咒。”这应该是作为殖民地一代印度大陆的困境所在,也是鲁西迪这样的印度裔移民作家在苦苦试图走出的困境,这也是鲁西迪文字的魅力所在。

当我们喜欢一个作家时喜欢他的什么

前几天在广州出差的时候,一个人在酒店看完了奈保尔的那本“大河湾”。写得非常好,一如既往得好。作为一个印度裔,奈保尔出生在非洲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这个地方先后是西班牙和英国的殖民地,后来独立。祖国家园的曲折“身世”,让奈保尔这样的寻根作家陷入困惑,他们在非洲和英国都找不到自己的家,而传统的印度文化也早在他们身上失去了根基。精神上的漂泊成就一部又一部这样伟大的作品。奈保尔写出了“大河湾”这样充满精神思考的移民小说,更写出了饱含深情感人至深的“米格尔街”。

看完以后在网上查这本书一些资料,结果无意中看到了奈保尔的一些个人介绍。我虽然狂热的喜欢他写的书,但是完全不清楚他的为人,也没有试着去了解这个人私下的一面。结果一看,这位来自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这个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国家的伟大作家完全是一个人渣、恶棍!脾气暴躁、为人恶毒、自私小气、种族歧视、折磨妻子、殴打情妇,人品真是烂得一塌糊涂!然后想起那温情脉脉的“米格尔街”——那本书曾经把我看哭了——当下难免还是有些唏嘘的。

然而也就仅限于这份短暂的唏嘘了。奈保尔为什么就不会是一个人渣呢?一个写出伟大文字的人就必须是一个谦谦君子吗?人品差文字就肯定差吗?当我在看奈保尔的时候是在看奈保尔的什么?

那些写出迷人文字的伟大作家,那些陪伴我读过无数岁月的摇滚歌手,那些创造了醉人光影的导演,或者,那些光鲜亮丽的明星,如果喜欢他们,还是多关注他们的作品吧,我们经由他们的作品认识他们,那么我们自始至终也应该关注于他们的作品,而不是个人品行,私下生活。虽然人总是难免滥情,难免由作品及人,倾注浓烈的个人主观色彩,这也是人性,得尽量克服。对于作品之外的个人人性还是持一个保留的态度吧,成为脑残粉更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为,人都那么回事,别执著。

金庸与碧血剑

这几天在看前段时间刚买的修订版的金庸全集。主要看了那几部之前遗漏一直没有看过的。看完了“书剑恩收录”和“碧血剑”。

“碧血剑”属于金庸早期作品,虽然历经金庸几番修改,但是还是难免模仿和稚嫩的痕迹。和他中后期那几部成熟的作品比较,差距很大。只不过,写这书的时候,由于特殊历史时期和作者自身经历的缘故,作者明显在借这本书说事,影射之嫌很明显。

“碧血剑”通过明末大将袁崇焕之子袁承志之眼,讲述了明末朝廷如何紊乱危殆,名不聊生,然后起义军揭竿而起自陕西而来,开始广受老百姓爱戴,入京灭明。初时李自成如何的雄才伟略,但是得天下以后却又独裁专制,刚愎自用,建国诸将见了陈圆圆以后颠倒狂乱,人性尽失,结果起义军推翻了腐朽的旧王朝却又让中华民族陷入了更大的灾难。

“碧血剑”写于1956年。建国以后,从1950年左右,金庸开始和中共交恶,到58年,远走香港创办“明报”,左手写社评,右手写小说。从64年至大陆文革爆发,金庸在明报上一直态度鲜明地批评中共。乃至在香港遭到生命威胁,一度离港避祸。

在这新版“碧血剑”的后面附了一篇金庸写的“袁崇焕评传”,其中有这么几句话:

“碧血剑”中的袁承志,在性格上只是个平凡人物。他没有抗拒艰难世事的勇气和大才,奋战一场而收了挫折后逃避海外,就像我们大多数在海外的人一样。

该评传写于1975年。如今读来,还是忍不住感叹。